1920年七八月间，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。一天，他和好友——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《赤色的诗歌》的诗集。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，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，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弦。于是，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，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《人道》月刊上。“说干就干！”父亲生性如此，大约在这年8月初，他俩就开始译了起来。父亲的俄文程度远不如耿济之，因此他俩便采取了分工合作的办法：由耿济之先把诗歌的大意口译出来，再由父亲用中文来“笔述”。第一天，他俩在万宝盖耿宅，一直译到深夜，译出了第一首《第三国际党的颂歌》。全诗共分九段，前两段的译文是这样的：
起来罢，被咒骂跟着的，
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；
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！
预备着去打死战吧！
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，
连根的把他破坏了。
我们将看见新的世界了！
只要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人，
他就是完全的人。
这两段诗和今天流行的《国际歌》中文歌词极相似，其实，这个《第三国际党的颂歌》就是《国际歌》最早的中文译文。
因《人道》月刊只出了一期便停刊，已经译好的《第三国际党的颂歌》直到10个月以后才发表在1921年5月27日的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上。但这首《国际歌》是诗的形式，不适合唱。
1923年6月，《新青年》第1期上发表了瞿秋白照着乐谱重译的《国际歌》，这便是我国最早能唱的国际歌。
（《石榴又红了》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郑尔康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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